2021年7月4日-15日，社会学院举办了第三学期“社会学名家论坛”系列讲座。本次活动共邀请了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10所高校的10位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面向学院师生做了十场精彩纷呈的学术讲座，堪称学术盛宴。演讲嘉宾均为社会学领域的全国知名学者，吸引了很多人积极参与。
7月4日，首场讲座的题目是“生命历程、问题意识与学术实践——以知青一代社会学家为例”，由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周晓虹教授主讲，我院符平教授主持。周晓虹教授以30位知青一代社会学家为例，讲述了个人生命历程对其问题意识与学术实践的影响，并讨论了个人生命史对社会学学科史及学术思想史的建构意义。首先，周教授指出，学者和学科具有傍依关系：学者因学科而生，若没有社会学或历史学，就一定不会有以此谋生的社会学家或历史学家；同时，也正是因为有了一代代以社会或历史研究为业的学者，社会学和历史学才得以不断发展。随后，周教授讲述了知青社会学家生命历程中上山下乡、学科重建和境外求学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对他们学术道路的影响。接着，周教授分析了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及其内在张力。他指出，知青下乡的经历是他们学术创造力和灵感的源泉，他们的问题意识、精见直觉、社会阅历都拜这一经历所赐；另一方面，上山下乡的经验和集体记忆成为他们生命历程中一种未可言明的知识，并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周教授还指出，要理解知青一代社会学家的学术立场和基本观点，需要考察他们的学术实践过程，原因是他们对世界的特有观念，是所处历史场域中的不同位置建构出来的。最后，周晓虹教授强调，口述历史所呈现的个体生命历程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同时也是集体记忆的表征形式之一。讲座的最后，符平教授从两个方面对周晓虹教授的演讲凸显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总结：一是凸显了社会学研究的反思性，二是社会建构的力量。他指出，在反思性方面，研究者自身也需要自我反思，即反思这个时代的社会力量，尤其是社会变迁的力量和个人的境遇是如何交织进而塑造了知青一代社会学家的研究工作；二是自我批判，也就是有必要将知青这一代社会学人的位置以及他们的学术研究实践对象化。在社会建构方面，他认为，社会学家，包括知青一代社会学家的社会学想象力，是个人与社会互动的结果。
7月5日，第二场讲座的题目是“浅释迈向数字的社会”，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邱泽奇教授主讲，我院符平教授主持。邱泽奇教授从数字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出发，深入浅出地剖析了正在到来的数字社会。他首先从社会的构成出发分析了“什么是数字社会”。他指出，对数字社会的理解离不开对社会构成这一基本问题的回答，即需要解释个体如何缔结与社会的关系。同时，他认为以往对社会构成的讨论偏哲学思想式，他主张将社会媒介视为关系缔结的一种方式。随后，邱教授对网络社会、信息社会和数字社会进行了辨析，并由此指出数字社会最核心的特征：数字被用来刻画和呈现社会。他指出，数字社会是“主要或一切社会事实的属性和社会行动均用数字刻画（人脸识别等）的社会”，同时也是“社会的分化与整合、社会不平等均依可计算原则呈现的社会”。接着，邱教授进一步指出，对数字刻画的理解离不开对关系缔结方式的讨论。就数字呈现社会事实属性和社会行动而言，传统“个体-社会”中的个体是以他人为媒介完成社会连接，本身具有派系性、地方性和物质性的特征，以人为媒介的关系缔结既有社会特征同时也兼具个体特征，包括关系情感和个体智能；而数字社会中个体除了以他人为媒介外，还以数字为媒介完成个体的社会连接，同时数字本身就是生活的呈现方式。在呈现社会分化方面，从前工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数字社会，个人与社会分别处于散点、区块和连通状态，引起社会分化的变量对应为身份、职业和数字素养。单就数字社会的社会分化而言，数字技术向社会各领域渗透的过程就是社会分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形成了“协振”和“共振”两种效应，前者是传统社会分化在数字社会的延续，后者则是数字社会出现的新分化。同时，邱教授还借助疫情期间的观察，对“数字分化”和“数字极化”做了详细讲解。最后，邱教授回到数字社会如何实现整合的问题。他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则：一是重建信任，二是分享技术红利，三是参与。借由这三个原则，个体才能更好地连接社会，数字社会才能够实现整合，而不是只留下数字分化。讲座的最后，邱泽奇教授还就师生们提出的关于数字社会中的信息茧房、个人认同和政府角色等问题做了详细解答。
7月6日，第三场讲座的题目是“发展的不确定性及其社会学意蕴”，由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军教授主讲，我院江立华教授主持。文军教授以现代社会中不断累积的不确定性问题作为背景开启讲座。他认为，任何一种发展取向的价值理念、体制机制和道路方法都面临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挑战，只有厘清不确定性发展及其理论问题才能把握未来发展方向。接着，他详细解读了发展的不确定性，并阐释了新发展阶段中发展的不确定性对社会学的研究及未来走向的影响，同时提出应从不确定性的视角分析和应对各种现实性的问题。首先，文军教授从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和实践视角对“不确定性”的兴起和概念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他指出，很多社会风险实际上就是一种不确定性，风险问题深入社会生活之中，如贝克所说“人类一直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且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对“风险”的社会学研究已从最初对技术和环境等传统风险的关注扩大到了众多领域，这与发展的不确定性有关。风险与不确定性之间最大的区别即风险可治理，不确定性制度不可治理。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随时调整行动以符合每一个人的发展，因此不确定性的应对具有重要意义。接下来，文军教授借用量子力学的知识阐明了“不确定性”的概念，同时他认为，面向新发展阶段中日益显现的不确定性，新发展社会学研究必须回答如何在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寻找甚至创造确定性。他进一步指出，“不确定性”的发展对传统社会学产生了挑战，而为了回应这一挑战，他从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三种视角入手对传统社会学对“不确定性发展”的理解进行了梳理，同时也探讨了既有理论研究的局限性。在此基础上，文军教授认为可以从现实和社会学研究两条路径入手应对新发展阶段的“不确定性”问题。从现实出发正确认识发展的“不确定性”需要认识到它是面向未来的、主客观交织的结果，是绝对的、相互联系的和可认知的，同时也是行动者应对未来的一种途径和选择，旨在为人民调整自身的社会行为提供指南。从社会学研究出发，则应从“不确定性”思维和价值观开始，以“制度创设”和“集体行动”为基础，构建一种“共同体”的社会建制，用“弹性治理”的方式来应对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同时，还应将其作为单独的研究范畴提出，加强研究方法的整合与创新，进而推动研究范式层面的变革。讲座的最后，文军教授针对同学们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
7月7日，第四场讲座的题目是“中国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1980-2020”，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张文宏教授主讲，我院符平教授主持。张文宏教授此次讲座主要围绕研究方法、大型调查、研究领域、主要特征和未来趋势等五个方面展开讲述。首先，张教授简要介绍了前三个方面的内容。他指出，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领域中常用的两类研究方法包括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其中，前者可细分为个体中心网络研究法和整体网分析法，后者则主要包括个案访谈和典型调查。接着，他对国内围绕社会网络研究所开展的大型社会调查进行了简要陈述，这些调查前后跨度有三十余年。随后，围绕现有的发表成果涉及的研究领域，他指出这些研究领域主要以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为自变量，分别测量二者与其他变量的关系，如社会网络与地位获得、社会资本与信任等。张教授继而对该领域已有的发表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分析，主要分为五类。他指出，第一类是研究社会网络与地位获得的关系，这一类研究将地位获得操作化为职位获得，并研究论证了“强/弱关系”在个体求职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机制。第二类是分析社会支持网络，相关研究通过社会调查和群体比较刻画了不同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第三类是研究社会资本，并主要关注家庭和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在这类研究中，学者们分析了社会支持网络的规模和位差，并在家庭和组织层面讨论了差异化的社会网络会带来何种社会资本的问题。第四类关注社会阶层与社会资本的关系，分析了身处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体的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存在的差异。第五类偏向应用研究，主要关注社会资本与信任、社会建设和社区建设之间的关系。与此相关的一类研究，旨在探究新移民的社会资本及其社会融合。在分析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张教授还总结了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研究的四点特征，分别是研究领域跨学科，研究走向专业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研究成果丰硕以及量化和质性研究交相辉映。同时，张教授也指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和问题，主要存在概念共识尚未达成、部分研究的概念使用流于时髦、缺乏综合分析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特征的方法、本土化和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张力未很好解决等问题。最后，张文宏教授分析了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研究的未来趋势。在他看来，阶层分析和社会网络的分析将会融合为一个新的一个视角，而关系社会学则有可能成为新的学科增长点。结合时代发展来看，大数据时代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研究将是一个重点研究的方向之一，而作为一种社会整合协调与治理机制的社会资本的研究将是另一个方向。此外，还有关于社会资本、社会网络与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转化及其负功能的研究。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化和风险社会背景下的社会资本结构和功能变迁也值得关注，由此延伸出来的便是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国际比较研究。讲座的最后，张文宏教授就师生们提出的涉及社会网络与政商关系研究的结合、中英研究的比较、社会资本的负功能等多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详细回答。
7月8日，第五场讲座的题目是“东亚城乡社会学的理论谱系”，由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田毅鹏教授主讲，我院徐晓军教授主持。讲座围绕中日两国城乡社会研究的发展轨迹展开。田毅鹏教授认为，农村社会学虽起源于美国，但其后却在东亚大放异彩。这一现象出现的背景，是社会学自19世纪末传入东亚中日两国以后，沿着欧美方向走，迷失了方向，长期面临着难以“落地”的困境。于是，在反思本国社会学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日本的福武直与中国的费孝通等社会学家认为，东方国家具有浓厚的村落传统，要了解东方社会，应当从农村研究入手。接着，田教授介绍了日本村落社会研究历经的三个阶段及其代表人物。在其起源阶段，新渡户稻造在“农工商鼎立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城乡均衡论。同一时期的柳田国男，则提出了“被建造的村”和“自然产生的村”这两个重要概念。在第二阶段发展时期，代表人物铃木荣太郎提出了“自然村”理论，并由此形成了日本农村社会学独特的核心概念“自然村——行政村”。同一时期的有贺喜左卫门则提出了“家联合”理论。第三阶段是日本农村研究的完成期，代表人物福武直创立了村落类型理论，将日本农村划分为“同族结合”型和“讲组结合”型。田教授总结道，现代日本社会学的本土化正是建立于农村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此时期日本社会学界围绕着乡村本土社会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对于日本社会学的本土化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对乡村本土社会的研究，日本社会学将其研究根植于本土的地理环境与自然条件，努力发现本土社会的原型，并且确立了比较分析社会研究范式。随后，田教授对中国城乡社会学的理论谱系进行了讲解。在中国社会学早期发展阶段，乡村研究也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其中尤以受滕尼斯与帕克影响而形成的社区学派最具代表性。在抗战期间，吴文藻、费孝通等社会学者在西南地区进行了大量的村庄调查，形成了本土的社区学派。作为中国社区学派的奠基者，吴文藻提倡社区研究应注重实地考察，提倡社区研究“以实地研究始，而以实地研究终”。而作为吴文藻的学生，费孝通继承了社区学派的传统，在社会学恢复重建以后，其小城镇研究更开辟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调查研究的新领域，找到了城市社会学与农村社会学研究的结合点。田毅鹏教授认为，东亚城乡社会学独特的概念体系是东亚社会学为世界社会学体系做出的重要贡献，而在东亚城乡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乡村社区研究则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有鉴于此，我国社会学在探寻本土化路径的过程中，应更重视对本土城乡社区的研究。讲座的最后，田教授就师生提出的村落终结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
7月9日，第六场讲座的题目是“乡村发展与转型研究的理论传统”，由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教授主讲，我院徐晓军教授主持。讲座围绕“农政问题”（Agrarian Question）和“农政转型”（Agrarian Change）两个概念展开。叶敬忠教授认为，在乡村发展与转型领域，无论是乡村建设运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还是乡村振兴战略，都是为了探索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成功转型路径。对此，马克思主义有着长期的理论传统，创立了“农政问题”与“农政转型”的概念和框架。叶教授首先指出，作为一个国际学术圈通用的概念，Agrarian Question一词最早由考茨基提出，涵括了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等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通用概念，也是国际学术交流中的一个固定通用概念。然而在国内，该概念长期以来被片面地翻译为土地、农业、农村或农民问题，未能准确全面地展示其含义。Agrarian来源于拉丁语的Ager一词，其使用频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快速增加，是因为Agrarian Question这一概念兴起的缘故。Agrarian Question最初是由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在与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的政治辩论中提出的。在《农政问题》一书中，考茨基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学术观点，涉及“五个层面”和“四个维度”。其中“五个层面”包括宏观、中观、微观、具体和操作层面，“四个维度”则涵括了农业生产形式、农地的所有权形式、农民分化和小农无产阶级化、农村政治动员和社会治理等内容。《农政问题》开辟了农政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以此为基础，国际理论界发展出了实体主义、新古典主义/新制度经济学、生计框架、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四大理论视角。接着，叶教授认为，我国的“三农问题”概念作为政策话语、社会话语和学术话语在过去20余年中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事实上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而“农政问题”这一学术概念既具有深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也是国际通用的学术概念。因此他主张国内的“农政问题”研究应当由“三农问题”转向“农政问题”，在“三农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建构出中国的农政转型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以及国际学术界展开对话。讲座的最后，叶教授就师生提出的相关看法和问题进行了交流和回应。
7月12日，第七场讲座的题目是“城镇化的社会学研究”，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飞舟教授主讲，我院郑广怀教授主持。首先，周飞舟教授指出城乡发展研究的背景就是城镇化问题，国家-农民关系、土地财政、城乡发展构成了和城镇化相互理解的研究脉络。接着，他从三个时期介绍了中国城镇化的阶段和特点。第一阶段是工业城镇化时期（1980-1994），表现为“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该阶段工业化先行、城镇化滞后。第二阶段是1994年之后的土地城镇化时期，出现大规模人口流动，乡镇企业大规模倒闭，国有企业快速推进股份制改革，城市出现下岗潮，农民“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城市建设速度增长。第三阶段是2012年之后的人口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时期，流动人口市民化和就地就近城镇化。周教授指出，中国的城镇化具有“接力型”的特点，每一阶段都是为了解决上一阶段所遗留的问题。紧接着，他具体谈论了每个阶段背后的问题思路。首先在第一阶段，他将大兴企业与地方财政相联系，运用“财政包干制”、“地方政府公司化”来解释地方政府推动乡镇企业兴起的原因与形式。在这两种机制下出现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差距小、不同地区差异扩大等问题。随后，分税制的出台改革了增值税的问题。接着，面对第一阶段所面临的财政困难的问题，他详细介绍了第二阶段“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的城镇化动力机制。政府在改变农村土地所有权，即对农村土地征用、开发和出让过程中获得了大量土地收入，随后又通过抵押贷款，进行城市基础建设，由此出现了土地城镇化模式。该模式的优点是具备一套融资模式，但也面临着金融风险和城市“空城”的问题。因此，2012年之后又迎来了人口城镇化阶段，即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问题。周教授认为不能单从劳动力自身及个体主义的角度看待流动人口“落地”的问题，而要考虑其家庭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家庭具有生命周期，城镇化时代的家庭特征是家庭成员的分离，家庭变化过程具有稳定性。最后，周教授解释了中国流动人口的走向，即以家庭人员分离为开始，流动到一定规模会出现家庭的团聚。团聚会出现在县城或者更多城市，而不都是到打工的大城市。这种团聚的结局也将是社会学所形容的更健康的城镇化。他认为中国未来将从“乡土中国”变成城乡中国、城乡社会。城乡社会不是一个历史阶段，而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城乡融合的过程，也是社会学所形容的精神层面城镇化过程。讲座的最后，郑广怀教授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周飞舟教授的讲座非常体系化地回应了目前城镇化过程中非常关键也非常现实的议题，对很多研究问题有很深入的思考，即使是很少做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也能通过周教授对社会学研究的本质理解，对社会学研究思路的提炼获得启发。
7月13日上午，第八场讲座的题目是“定量研究论文的写作”，由厦门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胡荣教授主讲，我院郑广怀教授主持。讲座围绕一篇定量研究最主要的五个要素即研究问题和题目、文献回顾、数据来源和变量测量、数据呈现、讨论与结论展开。首先，胡荣教授认为研究问题和论文标题通常是联系在一起的。论文标题需要告诉读者本篇研究的研究问题、研究变量、主要预测变量以及研究方向。他指出，研究问题是一篇文章的灵魂，一篇定量研究只能围绕一个研究问题展开，研究问题过多容易使研究主题缺少聚焦。他认为好的研究问题需要具有新意，具体体现为角度新、对象新和发现新。第二，在文献回顾部分，他认为需要找到与研究相关的文献并梳理清楚。在文章中并不是简单直接将文献罗列给读者，而是依据研究问题将文献串联起来，只汇报与研究问题相关联的文献，并且关联性强的文献在呈现中比重较大，而关联性弱的文献可以一笔带过。他强调，与研究相关的文献都要尽量地引用。另外，除了在文献回顾部分，研究设计、研究发现、研究讨论和结论等部分也可以引用文献，将文献渗透到文章的各个部分。第三，在数据来源和变量测量部分，胡教授认为衡量定量研究的好坏，第一个标准是题目是否新颖，第二个标准就是数据是否扎实。检测一份数据好坏有三个标准：一是需要检测数据的样本是如何获得的、样本量的大小以及样本是否具有代表性；二是变量的测量是否科学；三是模型的解释力，主要预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否显著。第四，对于数据的呈现，胡教授认为呈现可以按照习惯进行，他在模型中对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描述统计会呈现平均数、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等描述统计量；在回归模型中会呈现回归系数、标准误、显著性水平。第五，在研究的讨论和结论部分，胡教授以自己的论文为例，介绍了讨论和结论部分的写作结构，如概述之前的研究发现并进行分析，或者在结尾部分提出新的概念。他认为该部分需要不断推敲，将数据和理论相结合。胡教授结合自己的论文和美国康奈尔大学倪志伟教授的研究，展现了如何通过定量研究进行深层的理论省思和提升量化文章的理论高度。最后，胡教授对写出好的定量文章总结出了三条标准：一是选题新颖，即研究的角度新、对象新和提出新的发现；二是数据扎实，即样本具有一定规模、抽样科学、指标测量科学、模型具备解释力；三是分析透彻，研究要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文献引用需分清主次，紧扣研究问题。在讲座最后，郑广怀教授进行了总结，他认为胡荣教授的讲座从定量研究的选题，到具体操作化，再到讨论，对较少做定量研究的学生和学者们都有较大启发。
7月13日下午，第九场讲座的题目是“问题意识的捕捉与处理”，由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毛丹教授主讲，我院李钧鹏教授主持。讲座伊始，毛丹教授从指导学生做海盗治理研究的经历出发指出，首先，一项研究的问题是旗手，研究内容都要围绕研究问题展开；其次，学者做研究需要区分学习和研究，二者固然分不开，但是也有明显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别人已经研究清楚的问题自己不知道于是去弄懂，而后者则指的是针对大家都没弄懂的问题加以研究清楚；最后，提到问题意识，每项研究有不同的问题，但是在做研究中还是要依据一定的技术或者步调，即“思想体操”。随后，毛教授具体讲述了做“思想体操”的六个步调。一是如前所述，问题意识需要区分学习和研究，划清各自的工作是什么性质。二是选题时需要选择自己有强烈兴趣的、有疑问的以及经过努力之后能达致研究目标的问题。三是要抓住有强烈疑问的现象，尽量避免纯粹描述性的问题，追求研究的学术价值，即相对于公共意义上的推陈出新。四是研究中需要明确提出问题，从经验性的疑惑抽象到研究性的学术问题的程度。五是要抓住关键性的瞬间，将经验性的疑惑、个人化的理解和反复的思考抽象化。六是研究文献，考察学界对于该问题的尝试性的解释或解决方法，以此建立个人对于研究路径的设想。接着，毛教授从个人研究和指导学生做研究的经历中选取了四个案例对上述六个步调进行了简要阐述。最后，毛教授总结指出，有时候和学生在同一情境中面对同一事件会有不同想法，原因是“三感”不同。因此，他建议学生和年轻学者们在研究中提升“三感”，即一要保持实践感，关心社会，知礼法、近人情、守正道；二要保持理论感，多读书，以便为研究中找准学术抽象的方向夯实基础；三要在可能的情况下，保持研究工作的滚动拓展，追求研究工作的连续感。针对第三点，毛丹教授现身说法，回顾了以往个人研究之间的联系和汇聚。讲座的最后，毛丹教授就师生们提出的关于如何评价问题价值、如何使理论更具生命力、如何选题以及在选题中找到个人研究志趣等相关问题做了详细解答。
7月15日，第十场讲座的题目是“从个人到世界：社会理论与经验论证”，由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高丙中教授主讲，我院李钧鹏教授主持。高丙中教授从一个历史事实出发引出此次讲座的主题，他指出，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是作为社群而生存的，具有地方性和部落性的特征；而“现代”的发展则积累下两大后果，一是“个人大众”，即个人作为个人成为大众现象，获得价值体系和公共制度的支持，二是“世界社会”，我们生活在一个地方而实际上是生活在世界，世界是同一个被人际互动关联的共同体。随后，讲座内容从五个方面展开。首先，高教授指出，我们生活在各种具体（现实）的关系中，同时也生活在这个世界。在现代，我们可能对N个组织或实体有归属感，但并不隶属于它们，我们是作为个人而存在的，只属于自己。无论各个社会是否标榜“个人主义”，现代都是个人主义兴起而逐渐被广泛地制度化的。现代社会是个人以及个人的自由（自愿）结社（结合）而构成的，是一个以个人为起点和基石的社会，这是最基本意义的个人主义。同时，高教授也指出，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即生活在世界。现代社会，从想象人类不应该被民族、国家、宗教、语言等“边界”隔离，到当代跨国的流动以及多语言、多宗教的人口共处成为日常经验，人们用世界主义想象的未来虽然还不理想，但是已经到来。接着，高教授分析了“世界社会”的兴起和具体内涵。世界社会的基本指标是在物理空间由主权国家分占的条件下，产生了一个“社会世界”，即个人与社会组织跨出国家，成为大众现象，国家向外不只是“国-际关系”，同时对于世界的共同想象成为日常经验。随后，高教授指出，世界社会的兴起固然因为人的流动、交往的巨大增长，但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科学技术的发明改变了人与时空的关系（流动与交往的便利与广泛化），期间发生了友谊-朋友关系的泛化、普遍化（兄弟平行关系泛化盛行、父子上下级关系弱化蜕变）。一个人可以与他人建立持续的积极关系，意味着各种中间层组织不再能区隔个人。换言之，世界社会是中间层突破贯通的结果。接着，高教授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世界的兴起为例对二人朋友关系的泛化如何突破了多种社会范畴的藩篱，让世界成为一个共同的社会进行了说明。最后，高教授指出，面对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社会，我们需要重构中国的社会科学，首先是研究方法的改造，最起码是要把国内调查的方法转向世界社会的调查，比如海外民族志的开拓。讲座的最后，高教授针对师生们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
本次系列讲座主题丰富，既涉及社会学理论前沿，又涉及研究写作方法的分享。十位知名社会学家深入浅出、生动有趣的讲述开阔了大家的学术视野，激发了同学们的学术热情，同时也解答了大家的很多困惑，同学们纷纷表示收获颇丰、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