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25日，湖北省社会学学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本次年会由湖北省社会学学会主办、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承办，主题为“中部崛起背景下的社会建设与治理现代化”，来自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参会。华中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李鸿飞，湖北省社会学学会会长江立华，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张文宏，湖北省社会学学会副会长符平、田北海、刘成斌，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党委书记曾艳梅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湖北省社会学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院长符平主持，李鸿飞、江立华分别致辞。

李鸿飞副校长代表学校欢迎与会学者，他回顾了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学科百年历程及2008年社会学院成立以来的发展，指出几代学人接续耕耘，为湖北和全国培养了大批社会学与社会工作人才。他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中部崛起战略深入推进，城乡融合、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创新与民生保障等实践丰富，湖北多元的社会转型场景与基层治理经验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深厚土壤。他希望学者立足本土实践，凝练真问题、提出标志性概念，推动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并勉励青年学者虚心交流、潜心思考，夯实理论功底，锤炼田野本领。

江立华教授在致辞中指出，中部崛起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社会建设与治理现代化是中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撑，数字社会新情况亟待学理研究。他认为，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不仅是研究工具，更是重塑社会结构、劳动过程与治理规则的结构性力量。计算社会科学拓展了观察的边界，但社会解释力依赖理论积累，提出问题、形成判断并承担学术责任仍是研究者职责。社会学既要研究技术的社会后果，也要考察其嵌入组织与日常生活的机制。他勉励青年学者掌握新方法、扎牢理论根基、深入田野，处理好技术工具、经验材料与理论常识的关系。

主旨发言由刘成斌教授主持，八位专家学者围绕社会流动、产业富民等议题分别作了报告。南开大学张文宏教授指出，技术迭代以年甚至以月计，制度调整却以五年乃至十年为周期，适配落差已成为数智时代的结构性张力。他从能力评价、职业晋升和劳动权益保障三个环节剖析制度滞后的表现，主张形成市场主导能力评价与机会拓展、政府主导资格认定与权益保障的协同格局，增强制度自我监测、自我优化的动态适应能力。杭州师范大学张兆曙教授以浙江临安山核桃产业为例，讨论特色农业产业化如何将富民图景转化为实际效果。他指出，规模扩张会削弱土特产稀缺性，单靠初级产品难以富民；临安将山核桃打造为地方社交馈赠产品，依托共享炒制技艺形成全国性加工中心和市场中心，在产品与产业层面建立富民支点，以产业之“形”造就发展之“势”，使富民不仅体现为收入增长，更呈现生机勃勃的发展状态。

田北海教授基于参与式观察，讨论农村低保福利污名的本土化转向。他指出，随着低保资格附带福利增多，村民对低保对象的指责由“懒汉”转向“投机者”，质疑重心转向资格获取是否正当。“面子竞争”与稀缺资源的非正式争夺共同生成污名，由此损害制度信任、民众满意度和低保对象获得感。他强调，低保政策执行总体日益公正，应健全参与监督机制，推进家计调查与信息技术融合，加强政策沟通，重建制度信任。南京大学郑作彧教授从资本获利逻辑反思人工智能的社会后果。他认为，人的主体性源于亲身经历与知识传承积累的“世界关系的厚度”；人工智能以降本增效、削减人力成本为获利逻辑，基础工作被替代后，基础训练、专业培养和知识传承随之削弱，主体成长条件被拆除，人的主体可能陷入“功能性灭绝”。这一判断并非反对人工智能，而是提醒走在该领域前列的中国增强相应的风险意识。

华中科技大学刘河庆教授研究生成式人工智能扩散对平台内容生产的影响，利用2022—2026年哔哩哔哩创作者月度面板数据，比较人工智能暴露程度不同的内容分区。研究发现，高人工智能暴露分区中，创作者个人的内容日趋相似，创作者之间的差异却也在扩大，个体内容收敛与创作者分化并存。因此，人工智能对内容生产的影响不能简单归结为“消解”或“促进”。武汉大学杨华教授关注青年在学业与职场竞争中的性别分化，认为女生在升学、考编和职场中的优势并非源于性别本身，而是传统性别社会化与大规模科层化耦合的结果。科层化组织要求进入者适应规范并持续投入，家庭与学校对女孩的早期规训使其更易适应组织规则；外婚制与男性继承制遗留的文化观念又使女孩更早形成依靠自己的预期，男孩则更易把原生家庭当作退路。他提出，需要反思科层化社会如何定义优秀、分配机会和塑造人。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韩铃特任研究员依托整合慈善中国、基金会中心网与民政公开信息建立的全量数据库，为湖北537家慈善公益组织绘制首张省域全量画像。研究显示，湖北慈善公益组织总量居全国第十，以基金会为主导，学校型基金会数量突出，县级登记组织构成基层底座，但具备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仅20家，净资产高度集中于少数头部组织。这些发现为开展县域田野研究、理解公益组织在第三次分配中的角色提供了事实基础。武汉理工大学卜清平教授结合在全国7省13县开展的县域供销社调查，系统梳理供销合作社从新中国成立前到新时代的历史演变，分析县域供销社在组织属性认定、基层网络重建、社有企业经营和为农服务等方面的现实处境。他指出，供销社发展始终面临行政化、市场化与公益属性之间的张力，产权制度是其改革发展中最为深层、最为本质的问题。

下午，与会学者分为三个青年学者论坛和四个博士生论坛展开主题研讨，来自省内外高校、党校和科研院所的青年学者与博士生共交流论文79篇。青年学者论坛一以“中部崛起与社会建设”为主题，报告人围绕中部崛起战略下社会建设与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和推进路径展开讨论，具体议题涉及代表委员下沉一线联系群众的制度机制创新、数智治理赋能基层社会的实践机制，以及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的县域实践等。

青年学者论坛二聚焦“社会转型与日常生活”，议题从知识社会学的两条路径、传说的文学社会学考察和集体化时代的“押土地”制度，延伸到虚拟偶像引发的数字亲密、苗族刺绣传承中的文化情怀与经济理性、数字时代农村青少年的社会化以及多战考编青年的备考决策，并对数字技术使用与空巢老人代际支持、时间银行嵌入农村互助养老、乡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青年学者论坛三围绕“党建引领与社会建设”展开，报告内容包括党建引领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与基层治理队伍建设、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社群统战路径、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治主体的更迭、人民法院在纠纷化解中的角色偏离，以及村规民约的国家化与地方性转译、农民集体行动的治理效能分化和乡村水环境的生活化治理等。

博士生论坛一以“区域现代化与乡村治理”为主题，博士生们从湖北支点建设的现代化动力和中部地区社会建设的短板谈起，讨论了基层党组织引领村庄选举的共识建构、村干部的类型与年轻化、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乡村文化公共品供给、村庄经营中的环境治理以及同乡同业的组织逻辑等问题。

博士生论坛二聚焦“基层治理与共同体建设”，议题包括湖北“共同缔造”实践中的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支部进小区的效能差异、慈善组织与社工组织嵌入基层治理的机制与困境、村改居社区的环境治理和网格化管理、物业酬金制改革，以及流动人口低保异地申办中的认定继承与组织边界等。

博士生论坛三以“数智社会与治理转型”为主题，一方面讨论数字化转型赋能基层治理的机制与困境、数字化考核下社区网格治理中的努力分配，另一方面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数字平台的观念生产、新业态中职业伦理的生产困境、新就业群体的社会融入与社区参与，以及大病网络求助中的苦难叙事和乡村代工厂管理权力的协商性运作。

博士生论坛四围绕“社会变迁与家庭福祉”展开，报告内容涵盖访谈方法的知识考古、战争的遗忘与记忆、女性择偶观的代际变迁、青年“原生家庭”叙事与自我认同重构、“老漂”祖辈的育孙责任等，并对城乡老年人社会化养老意愿、农村互助养老与养老服务、长期护理保险和“养老托育”政策等养老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

本次年会的主旨报告和分论坛发言，有对数智时代社会流动、平台内容生态与人的主体处境的理论反思，也有扎根乡村、社区与基层组织的经验研究，为理解中部地区社会建设与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提供了学理支撑，也为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