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2日下午，湖北荆楚社科名家、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徐勇老师应邀做客我院“桂子群学”讲堂，给我院师生带来了题为《族与群：在中国发现社会——兼及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精彩学术讲座。这也是学院搬入新办公楼后的第一场学术讲座。我院教师与博士研究生线下参加，其他学生线上参加。讲座由我院院长符平教授主持。

在本次讲座中，徐勇教授首先从政治学与社会学越来越相像（特别是在基层、社会和国家治理方面）开始发问：这一学科走向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背后支配的神秘力量又是什么？随后，徐勇教授从我校“一号楼的分桠”（政治系分离出政治学、社会学等6个学科），三位具有象征性的社会学者艾玮生（社会学中断的象征）、费孝通（社会学恢复重建的象征）、许烺光（华人受到系统西方学术训练并能成一家之言的象征）回顾了社会学的发展历史。他指出，学界有了学术自主性之后一直存在社会学规范化（将西方社会学视为规范和标准）与本土化的争论，但是这种争论预设西方是规范的，本土社会学不学西方就不规范，因此根本无法争论出结果。

由此，徐勇教授进一步指出，用西方社会学的角度看到的社会是西方概念化的社会、标签化的社会，并不是真实的中国社会。因此学界应该从基本理论上反思对社会的认识，要在中国发现社会。社会是多个人因为一定关系的结合，但是人的结合有着共同的起点和不同的类型与路径。国家产生之前，人类处于同一出发点，即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而社会分工造成了社会分化，第一次大分工导致个人从属于部落，第二次大分工导致个人从属于家庭，第三次大分工则导致个人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随后，徐勇教授具体分析了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的不同特性：西方社会的特性是个人中心主义（相对于社会）、社会中心主义（相对于国家）；中国社会则是以“族”为单位，以“群”为基础。中西方比较起来，西方社会是个人主义、个人与家庭的二元分离；由个人构成的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分离，是社会中心主义。中国社会则是家族主义，个人包裹在家族整体之中；由家族构成的社会包裹在国家整体之中，是国家中心主义。

接下来，徐勇教授从近代以来“个性解放与家庭革命”、“集体社会与社会国家化”、“市场经济与个体化”以及“十字路口上的中国社会”几个阶段分析了中国社会演化的路径以及不同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徐勇教授指出，以“群”为体的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群”不是西方意义上与国家分离和对立的社会，而是由国家组织和治理的社会，与荀子的“群”相似。社会的变革性在于个体化，而延续性在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包裹在国家之内，国家与社会相互渗透、相互依赖，二者之间的过渡层是基层，二者的边界交叉交融。因此，正是因为国家与社会互相渗透，政治学与社会学密不可分。这便是支配学科走向的神秘力量。至此，讲座最初提出的问题也得到了回应。最后，徐勇教授进一步指出，这种力量要求我们跨越西方社会学的认识，从中国发现社会，从中国社会获得社会学中国学派的自觉。而要实现从中国发现社会，需要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资源、中国传统资源以及外国学术资源。

讲座尾声部分，同学们结合自身专业背景进行了提问，徐勇教授进行了细致认真的解答。最后，符平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并对徐勇教授百忙之中莅临学院讲学表示由衷感谢，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大家纷纷表示从徐勇教授的讲授中受益匪浅。